蒋介石下令处决一个“共党要犯” 宋希濂举枪时才发现, 是自己老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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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5年6月18日，福建长汀。一个36岁的男人，穿着黑布褂子，双手背在身后，在草地上盘腿坐下，抬头看了看天，对着端枪的士兵说了三个字："开枪吧。"

枪声之后，一个时代结束了。而那个下令处决他的系统里，有一个人，一辈子都没能从这件事北京股票配资信息服务平台里走出来。

那封八个字的电报，是怎么来的

要搞清楚这件事，得从1934年底说起。那一年，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打赢了。红军主力扛不住，决定撤出根据地，开始长征。但有一批人，跟不上大部队——要么身体太差，要么任务特殊，被留了下来。

瞿秋白就是这批人里的一个。他当时的状况说不上好。肺结核折磨他多年，走快两步就喘，更别说跟着几万人翻山越岭了。组织上给他的安排是，往南走，过福建，转道广东，最终去香港或者上海，继续做地下工作。

1935年2月初，他和几个人一起从瑞金出发。同行的有何叔衡，还有两名女同志张亮和周月林，对外扮成一批香菇商人。为了安全，福建省委还派了两百人武装护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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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到2月23日，在长汀水口镇，队伍被国民党保安团堵上了。双方打了将近一个时辰，护送的武装被打散，何叔衡在混战中牺牲，邓子恢跑了出去。瞿秋白带着两名女同志躲进山上的灌木丛，没躲过去，被搜出来了。

被抓的时候，他报的名字叫"林琪祥"，说自己是上海来的医生，是被红军抓了壮丁，趁着乱跑出来的。这个说法，一开始还真糊弄过去了。敌人一看，这人说话文气，身板单薄，不像个当官的，就把他押到上杭关着。真正让他身份暴露的，是四月份的一次审讯。

国民党抓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，逼出了一条线索——一个月前，有个重要人物从瑞金转移，在闽西一带被俘。顺着这条线查下去，有人认出了狱中那个自称"林琪祥"的医生，正是中共前最高领导人瞿秋白。

消息传到南京，蒋介石亲自发了电报，要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严密清查。接着，瞿秋白被从上杭转押到长汀，关进三十六师师部。国民党高层拿到这个人，第一反应不是马上杀，而是想着能不能用。

这个逻辑不难理解。瞿秋白在共产党里地位太高了，他主持过八七会议，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，在知识界名气也很大，翻译了《国际歌》，和鲁迅关系极深。这样的人如果肯"转向"，不用说别的，光是这个新闻本身，就是国民党的一场政治胜利。

于是，蒋介石召集高层开了个会，商量怎么处置。会上，蔡元培说不能杀，这是难得的人才。戴季陶拍桌子，说中国青年因为读他的文章走上"赤化"道路的不计其数，这样的人留着是祸患，必须除掉。两派意见对立。最后定下来的方案是：先试着劝降，劝不了再说。

宋希濂接到命令，让他负责整个关押和劝降工作。就这样，瞿秋白在长汀三十六师师部住了下来，一住就是四十一天。

四十一天的拉锯，谁也没赢

宋希濂给瞿秋白安排的条件，在当时算得上讲究。单独一间房，不上枷锁，吃的和师部军官一样，每天还有两块钱零花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可以在院子里走走。

这种待遇不是偶然的。宋希濂年轻时读过瞿秋白写的文章，对他是真的有几分敬重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清楚这个人的分量，知道北京的指令不会那么快到，就想用时间换空间，拖一拖，看能不能把这件事往另一个方向推。

宋希濂亲自去谈过一次。他摆了酒菜，不谈政治，先叙旧，然后绕弯子说：像你这样有学问的人，不必非得把自己绑在一条路上，换个方向，在南京政府里做事，照样可以做学问，照样有人敬重。

瞿秋白听完，问他：你读过我写的东西，你觉得我是那种说变就能变的人吗？宋希濂没话说了。中统的特务接着上。他们给的条件比宋希濂开的还要宽，不用发表声明，不用写悔过书，只要公开保持沉默就行，费用全包，送到国外养病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要他用沉默换一条活路。

瞿秋白的回答，被不少史料记录下来："人爱自己的历史，如同鸟爱它的翅膀，请勿撕破我的历史。"这句话说完，劝降就彻底没了下文。

与此同时，他在囚室里没有停下来。就着一盏昏黄的油灯，他写了七首诗词，写了给妻子杨之华和朋友郭沫若的信，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《多余的话》。《多余的话》这篇东西，后来引发了几十年的争议。

他在里面解剖自己，说自己本质上只是个文人，被历史推到了政治的位置上，始终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。这种坦白，不符合那个年代对革命者的想象，于是有人说他动摇了，有人说他叛变了。这顶帽子，一压就是几十年，直到1980年才被中央正式摘掉。

中纪委的调查结论是清晰的：这篇文章没有出卖任何同志，没有攻击共产主义，没有吹捧国民党，也没有向敌人乞求活命。它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生命最后关头的自我审视，不是叛徒的供词。

回到1935年，劝降失败的消息传回南京。6月2日，蒋介石发出密令，用的是最干脆的表述：就地枪决，照相呈验。陈立夫还加了一条，派人去最后谈一次，万一有转机呢。王杰夫带着人去长汀又待了六天，出来的时候空手而回。

6月17日，宋希濂让参谋长去告诉瞿秋白：明天上午执行。瞿秋白听完，没有多说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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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18日，那顿最后的饭

行刑是定在上午的。执行前，瞿秋白先写了一首绝命诗，写完放好，然后跟着人走出了关押他四十多天的那间屋子。

先被带到长汀中山公园。公园里有一座凉亭，亭子旁边摆了一张桌子，桌上放着四个菜碟，一壶酒。这是宋希濂安排的，没有名义，就是个安静的饭局。

瞿秋白坐下，自己倒酒，自己喝，没有催，也没有慌。喝了几杯之后，他开始唱《国际歌》，唱的是俄文版。唱完，他站起来，对着监刑的人说：走吧。

从中山公园到罗汉岭刑场，大约走了一段路。他走在最前面，一边走，一边继续唱，唱中文版，唱俄文版，交替着来。到了地方，他环顾了一下四周，看了看那片草地，点点头，说了四个字：此地甚好。

他没有跪下。他在草地上盘腿坐好，像是在打坐，背脊直立，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。他对着行刑的士兵说：开枪吧。

第一枪没有打准要害，他倒在草地上，还有一口气。第二枪补上去，才停止了呼吸。他死的那年，36岁。按照蒋介石的命令，现场拍了照片，加急送往南京。一张是他还站在凉亭前的样子，双手背后，神情平静。一张是他倒在草地上之后的样子。

照片送到南京，该汇报的汇报，该存档的存档，这件事在国民党那边，就算翻篇了。宋希濂没有去刑场。他待在师部，那一整天什么都没干，也没有写什么记录。

据后来记述这段历史的人说，当年知道他们之间渊源的，寥寥无几。宋希濂在上海求学时，接触过瞿秋白的文章和课程，对他有深厚的敬仰。二十年不到，一个坐上了国民党师长的位子，一个成了对方体制里必须处决的"要犯"，然后在福建一个小城里，以这种方式再次相遇。

这种事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也没有办法说清楚。

死后的几十年，比死更复杂

瞿秋白死后，他写的《多余的话》先是被国民党拿去用。1935年，"中统"主办的《社会新闻》发表了部分内容，1937年《逸经》半月刊刊出全文。国民党的用意很明显，就是想用这篇文章来证明：看，共产党的前领袖自己都说了，他只是个凑数的文人，对革命没多大信心。共产党那边一开始不相信这篇东西是真的。

1945年，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，肯定了瞿秋白的"无产阶级英雄气概"。1955年，中央决定把他的遗骨从长汀迁到北京八宝山，周恩来亲自去送。那时候，他在历史上的位置是稳的。问题出在文革。

1960年代，围绕《多余的话》的争论被政治裹挟进去。有人把他和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类比，说他"晚节不忠"。然后这个标签越贴越实，到了文革，《多余的话》被定性为叛徒铁证，瞿秋白的名字从很多地方消失了。八宝山的墓碑被红卫兵砸碎，墓体也被毁掉。这一毁，就是将近二十年。

1979年，学者陈铁健在《历史研究》发表了《重评〈多余的话〉》，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篇公开为瞿秋白正名的学术文章。

1980年6月，中央同意，由中国文联、中国作协、中国社科院联合举办纪念就义45周年座谈会。两个月后，中纪委完成了专项调查，10月19日，中央办公厅正式下发通知，明确宣布：《多余的话》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，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了不屈的斗争，被敌人杀害，是革命烈士。这个结论，距他死去，已经过去了整整45年。宋希濂的部分，则是另一条线。

他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被俘，1959年获得特赦，成为全国政协委员。晚年，有记者问起瞿秋白的事，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，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。他说，如果他当年有万分之一的勇气，把老师放走，自己去承担后果，也许他的后半生会是另一种样子。他说："但我没有。"这句话说的是1935年的事，也是他用后几十年背着的东西。